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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甘泉:“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觀”
    2022年03月01日 08: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卜憲群 字號
    2022年03月01日 08:1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卜憲群
    關鍵詞:林甘泉;馬克思主義史學;社會經濟;商品經濟

    內容摘要:

    關鍵詞:林甘泉;馬克思主義史學;社會經濟;商品經濟

    作者簡介:

      林甘泉(1931—2017),福建石獅人,出生于商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林甘泉出生后家庭經濟狀況并不好。父親東挪西借,終于使他先后讀完了石獅愛群小學、泉州縣立中學和廈門英華高中,完成了青少年時代的學業。青少年時代的林甘泉讀書比較廣泛,據他自己說,懵懂中接受了傳統文化和俄國革命斗爭的思想影響,在他的“思想里埋下了一些追求公平正義、反抗黑暗現實的種子”。1947年10月,高中階段的林甘泉加入了中共廈門城工部,積極參加進步活動。1948年夏,根據組織決定,他投考了廈門大學。入黨前后受郭沫若、侯外廬、翦伯贊、呂振羽等人著作的影響,林甘泉選擇了歷史系。1949年4月,由于受福建城工部事件的影響,被迫中斷學業,取道香港去北平。到北平后,林甘泉繼續在華北大學一部學習,結業后,被分配回北京華北大學俄文大隊學習俄語。中國人民大學創建后,林甘泉在經濟系學習,后又調至研究部出版處、辦公室工作。1953年秋,調至北京大學教務處,月余,又調至中國科學院,任《歷史研究》編輯部編輯。1960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一所、二所合并后,調至歷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擔任副所長、所長、分黨組書記、黨委書記,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兼紀念館館長。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學部,任文史哲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曾任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全國哲學社會科學歷史學科規劃小組成員,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顧問等。2017年10月25日,林甘泉先生在北京去世。

    辦公室里的林甘泉 作者/供圖

      林甘泉是新中國培養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史學研究理論與實踐在當代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研究領域與學術成就

      在長達六十多年的史學生涯中,林甘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在中國古代經濟史、政治文化史、歷史理論和秦漢史等許多重要領域都有深入思考,提出了諸多很有價值的獨特看法,取得了突出成就,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從社會經濟形態角度闡釋古代中國的發展道路。以社會經濟形態的演進劃分人類社會發展階段,是唯物史觀的核心。林甘泉素重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特別是先秦秦漢經濟史,曾主編《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發表《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古代社會》《中國古代土地私有制的形成》等多篇論文,將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同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得出了諸多富有創新性的灼見。首先,從歷史統一性與多樣性角度看待古代中國的發展道路。林甘泉始終秉持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認為人類歷史發展有其共同規律,并通過各民族和國家歷史發展的多樣性表現出來,古代中國也經歷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發展階段。但這種規律并非指同一模式,也不能理解為一切民族和國家都必須經過這兩個社會發展階段。戰國秦漢之前的古代中國社會形態,既有與世界各國歷史發展相同的共性,也有自身的特點,并從土地所有制形態演變、直接生產者的身份地位、國家政體等方面做了具體闡述。比如,他主張古代中國經歷了奴隸制社會形態,商周時期的奴隸不同于古典形態的奴隸,但就其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方式而言,卻有著馬克思所說的“普遍奴隸制”的特點。其次,他結合中國歷史實際,對社會形態分期問題提出了獨特見解。林甘泉從理論辨析與實證相結合入手,對如何進行歷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中國古代社會、“封建”概念的名與實、封建制的不同形態等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史學家有歷史分期的學術自由,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是主張以社會經濟形態的變動來劃分歷史階段的,即“五種生產方式論”,用社會經濟形態劃分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能夠比較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不同時代的本質特征。他指出,馬克思在世時已經提出了歷史上的四種生產方式,再加上馬克思和恩格斯設想過但生前沒有看到過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有了五種生產方式。他還用豐富的證據證明,五種生產方式不是斯大林制造出來的公式。從具體歷史發展過程的實際出發,林甘泉敏銳地指出,各歷史時代都不會只存在一種生產方式,而可能是幾種生產方式并存,問題是要根據馬克思主義觀點,尋找出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針對有人認為“封建”的“本義”是西周初年的“封邦建國”“封爵建藩”,離開這個“本義”而討論封建社會的形成是一種“泛封建觀”,是受政治干預的結果,他明確表示“不敢茍同”這種觀點。他反對用孤立的觀點看待“封建”一詞,認為傳統文獻中的“封建”誠然是“封邦建國”,但我們討論的“封建社會”并非只是指一種“政制”,而是社會經濟形態。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封建社會以及能否使用“封建”一詞,根本是要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的基本特征在中國歷史上是否存在,而不能只究“封建”一詞的本義及套用歐洲封建社會的模式。類似的探討還表現在他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古代中國、中國古代的社會轉型、領主制與地主制、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動等多方面。最后,社會經濟史研究。林甘泉以秦漢為個例,對中國古代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內在關系做了深入思考,并對中國封建經濟結構的特點與作用提出了諸多獨特看法。例如,他指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而以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結合不是一種簡單的并存關系,它不僅表現為封建經濟既有自給性生產的單位,也有商品性生產的單位,而且表現為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這兩種經濟運行形式能夠互補和互相制約。無論是地主經濟或農民經濟,在自然經濟中都包含著商品經濟的成分,而在商品經濟中,又都帶有自然經濟的因素?!痹谥袊饨ㄉ鐣?,商人資本很活躍,商業也相當繁榮,但由于商品生產并沒有相應的發展,是商業使產品變成商品,而不是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因此,商品經濟的發展并沒有瓦解自然經濟,反而延長了自然經濟和封建生產方式的壽命。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諸多現象,都可從這種經濟結構中做出合理解釋。

    《中國古代政治文化論稿》

      深刻總結中國古代豐富的政治文化遺產。林甘泉的學術旨趣不僅限于社會經濟史,他對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民族關系和思想文化及其歷史價值同樣提出了很多富有創見性的認識。首先,關于古代國家的政治體制與民族關系。他認為,中國早期國家并不存在古代希臘羅馬那種城邦民主制度,無論是王國或諸侯國,其政體基本上是一種等級制的君主專制制度,其統治具有濃厚的宗法家長制色彩。這個歷史特點,是決定較早在秦朝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國封建社會只有開明專制的君主和民本思想的傳統,缺乏民主共和的政治條件。他還進一步指出,君主專制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筑,絕不是偶然出現的歷史現象,而是有特定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對于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評價,既要加以批判,又要具體分析,不能全盤否定,也不能完全歸結為暴政,抹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對國家統一和歷史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他指出,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不是真正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著作,而是適應美國反共冷戰政策需要的產物。秦漢以后,盡管經歷了許多次改朝換代,也曾出現過分裂割據局面,但國家統一始終是歷史發展的主流。大一統觀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有其政治的、經濟的和表現為一定文化傳統的民族心理的歷史背景。中國古代民族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既存在著民族矛盾、民族壓迫和民族戰爭,又有一種強大的凝聚力把各民族聯系在一起。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融合和同化,是民族關系的主流,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重要篇章。儒家的文化認同思想,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其次,關于政治權力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林甘泉指出,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的經濟職能對封建社會經濟發展起過一定的促進作用,并且導致歷史上一些所謂“盛世”的出現。但是,如果我們不單純著眼于封建王朝的盛衰,而是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來探討這個問題,就不難發現,封建國家對于經濟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沒有也不可能超越經濟條件所允許的范圍。政治權力對經濟發展,既可以起促進作用,也可以起破壞作用,中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對經濟發展所起的破壞作用,有時比促進作用更大。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王朝周而復始,與這一點有很大關系。最后,關于秦漢政治文化與學術思想。林甘泉指出,從秦制或秦政的總體看,法家思想在秦朝雖處于支配地位,但并不排斥儒家思想在部分官吏(特別是東方六國)中有廣泛影響。他還提出,漢初“清凈無為”并非道教專有的思想,實際上這種思潮是秦亡以后對秦暴政的反彈,是漢初相當普遍的社會心理的反映。從漢初“無為”政治的實質來看,當時儒家與道家是有共識的,只是在具體采用什么手段安定社會上有不同的認識而已。

    《孔子與20世紀中國》

      構建中國特色的史學理論體系。林甘泉對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史學理論體系十分重視。首先,他高度肯定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強調構建中國特色史學體系必須堅持唯物史觀。他談道:“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愿意多學點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理論,彌補自己這方面知識的不足。但也要說,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觀。因為和其他史學理論比較,我認為還是它最正確?!彼啻螐娬{,唯物史觀是一種開放發展的學說,永遠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其次,他對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成就高度肯定。他指出,20世紀上半葉,近代實證史學是中國史學的主流,20世紀下半葉,中國史學的主流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他不同意有人對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史學成就竭力貶低的態度,認為盡管存在著許多不足和失誤,但這十七年間,“我國歷史學所取得的成績是巨大的”。至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歷史學,他則用“充滿生機的新時期歷史學”的標題來總結概括。正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的深刻洞察,他認為唯物史觀要發展,也有一個中國化的問題。他充滿信心地指出,今天我們應該有條件,也有義務,建設一個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有中國氣派的史學理論體系。

      理性評判中外史學思潮與熱點問題。林甘泉對中外史學思潮和熱點問題十分關注,他的一些認識、評判和分析彰顯出深厚的史學功底與深邃的理論素養。例如,他主編的《孔子與20世紀中國》,唯物辯證地總結和分析了20世紀反孔與尊孔兩種思潮,對新文化運動與傳統文化的關系、孔子思想與21世紀文明的關系,提出了獨特看法。他指出,孔子和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有代表性的歷史遺產,我們應當珍惜和繼承。但一定要持理性態度,不能對精華和糟粕不加區別地盲目頌揚。鼓吹用儒家思想主導我國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甚至侈談儒家文明可以拯救西方文明衰落的危機,這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錯誤論調。改革開放后,很多西方思潮和史學觀點涌入中國,對中國史學界產生了不少影響,林甘泉對此十分關注。他批判魏特夫的“治水社會”與“東方專制主義”觀點,認為這是對中國歷史的牽強附會與隨意編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西方經濟史學界有一種以“中國中心論”代替“歐洲中心論”的史觀,以弗蘭克的《白銀資本》為典型。林甘泉指出,西方學者批判“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值得肯定,但弗蘭克的觀點很難成立。中國封建王朝在東亞地區曾經扮演過某種“中心”角色,但在歐亞新航路和發現美洲之前,并不存在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體系”。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已經明顯落后于歐洲??浯笾袊饨ń洕谑澜缃洕飞系牡匚?,實際是一個理論陷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審視是20世紀以來不斷受到重視的一個問題,其中不能不觸及古代知識階層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當時在國內產生了較大影響。林甘泉對該書的一些見解表示贊同,但他同時指出,由于作者對儒家的道統情有獨鐘,使得他對“士”作為知識階層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認識有失偏頗,甚至遠離了歷史實際;“道尊于勢”其實是知識階層的一種自戀情結;以“士”為代表的知識階層,其政治態度從一開始就呈現多元化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知識階層就其整體的社會地位而言,是依附于封建統治階級的。

      關于史學熱點問題,我還想專門談談林甘泉對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看法。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問題再次引起廣泛關注。林甘泉在《世紀之交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幾個熱點問題》一文中對此予以回應。他認為,探討中國文明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文明”“文明要素”和“文明時代”的概念內涵,以及重視對文明要素的統一性和多樣性的理解。由此他指出:“文明要素的物化形態可以表現不同,但它必須反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已經可以提供足夠的剩余勞動,以養活一群公共權力機關的代表,并且顯示出這種脫離社會的公共權力機關的存在,這都是不可或缺的?!绷指嗜€以此為路徑,探討了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的具體道路。今天,文明和國家起源問題仍然是考古和歷史學界的熱點問題,林甘泉強調區別文明萌生、文明要素和文明社會的不同概念,以及中國古代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獨特道路,對學術界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治學方法與特點

      林甘泉治學素以理論見長,但又論從史出,善于從習見的史料中發現問題,做出獨到的解釋,能夠對眾多史學思潮與史學觀點進行評判,不人云亦云,因而在史學界享有盛譽。他的史學成就的取得,與他正確的理論指導和科學的治學方法分不開。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辯證看待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道路。接觸過林甘泉或讀過他的論著的同志大都知道,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的真誠信仰者,這不僅表現在他一以貫之的史學研究實踐上,還表現在他對唯物史觀與歷史研究關系的深刻思考上。在《我仍然信仰唯物史觀》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歷史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這本來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為什么現在有些史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采取一種冷淡的態度?照我看來,文化大革命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和糟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到巨大的挫折,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和沖擊,都有一定的關系。而就歷史學本身來說,以往我們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應用,受了‘左’傾思想的影響,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冷淡,是對‘左’傾思想的一種懲罰?!彼娣治隽恕白蟆眱A思想對歷史學影響的具體表現,但同時又強調,這些缺點和不足并不是唯物史觀本身的弊病和局限,而恰恰是我們史學工作者違背了唯物史觀基本要求的結果。在唯物史觀創始人的著作中,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引導人們產生宗派主義、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的思想。他客觀評判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巨大成績,堅決反對有些人沒有認真調查研究就肆意貶低抹殺“文革”前中國史學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取得的巨大成績?;谶@種認識,幾十年來,他堅持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在所涉及的歷史問題研究上,盡可能作出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解釋。

      注重對歷史研究理論的規律性把握。論從史出、史論結合、辯證思維,是林甘泉史學研究的特點之一。他提出史學研究的三層次說,即事實判斷、認識判斷和價值判斷。事實判斷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是要解決史料和史實的可信性問題,實證研究基本上是使用形式邏輯的方法,只有功力之分而沒有階級性。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可以不是考據學家,但他的研究工作也需要占有盡可能多的真實的史料,不能完全脫離實證研究。認識判斷是對諸多歷史現象的前因后果以及歷史規律性的認識和探討,會呈現出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的分歧。而唯物史觀研究更接近歷史的深層內容。價值判斷是對各種歷史事件和人物、各種制度和思潮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及其對后代的影響所作的判斷,在這個層次上,同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或同是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可能會有不同認識,意見的個性色彩更多一些。他主張,對不同層次的歷史研究有不同認識,都可以百家爭鳴。

      重視史學研究的古為今用。林甘泉指出:“史學是聯結現實和歷史的一門科學。不僅近現代史的研究與現實有密切關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視角和價值判斷也不能不受現實的制約。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認為史學可以脫離現實而躲進象牙之塔,而且主張史學應該為現實服務?!彼珜懙摹吨袊鴼v史上的分裂和統一》《夷夏之辨與文化認同》《歷史遺產與愛國主義教育》《論歷史文明遺產的批判繼承》等,都是具有強烈現實觀照的歷史問題。上述文章中的許多看法,今天仍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以開放的視野和百家爭鳴的態度看待古今中外的學術成果。在總結20世紀中國歷史學時,林甘泉指出:“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歷史學當然應該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有新的發展。我們不能老是以中國有得天獨厚的豐富史學遺產而沾沾自喜,也不能老是以外國人研究中國歷史終究不如中國人而自我安慰。中國史學要走向世界,不僅需要從外國史學的最新成就中吸取營養,而且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需要跟上當代科學技術和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步伐?!腥莸履舜蟆?。一切有用的知識,我們都應該歡迎和吸收,使我國史學永葆青春和活力?!钡撬謴娬{:“從根本上說,我們借鑒外國史學理論和方法,吸收外國一切優秀的學術成果,目的是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绷指嗜仲澩珴蓶|提出的百家爭鳴方針。2016年,他在接受《中國史研究動態》采訪時說:“歷史現象是非常復雜的,應該展開‘百家爭鳴’?!蹦欠N片面追求“什么問題都要求有一個結果”“所有問題都有結論”的思維方式,就不符合百家爭鳴方針。

      林甘泉是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僅在研究中貫徹著徹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精神,也對自己在研究中曾經有過的錯誤、失誤和不足有深刻反思。在2004年出版的《林甘泉文集》中,他就自己曾經在歷史主義與階級觀點問題的討論中,對翦老(翦伯贊)的批評表示歉意。在《八十自述》中,他再次檢討自己上綱上線的指責是對翦老的不敬,反映了自己的思想有“左”傾的片面性。我相信,這不僅不會降低林甘泉的學術地位,而是更彰顯出一位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實事求是、敢于糾正自己的崇高品格。他晚年說過:“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歷史研究,是我堅定的信念。但我深感要正確掌握這個科學理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一輩子努力學習?!边@句話是他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真誠信仰的表達,是他自己對一生學術研究的總結,但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的看法,值得我們新時代史學工作者共勉。今天,我們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三大體系,林甘泉是我們必須重視和研究的一位學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秦漢史研究會會長)

    作者簡介

    姓名:卜憲群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馬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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